1、莘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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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初春，北京。
风有点儿大，街头巷尾一辆辆的“永久”“凤凰”匆匆而过。女人们用纱巾包头，都看不出本来面目。
谢兰生的长腿一迈，从“二八”车上面下来。他把横梁架在肩上，而后一路扛上四层，微微喘气，掏出钥匙打开家门，又把车子推进屋内。
母亲李井柔刚把菜盛进盘子，在厨房喊：“去哪儿了？！才逛回来！”
谢兰生并不想说他去卖剧本了，道：“随便转转，透个气儿。”刚才，他又跑到某制片厂厚着脸皮自荐剧本，然而还是一关都过不了。
“一天到晚没个正事……”李井柔又开始唠叨。她砰砰地把两盘菜撂在桌上，递给儿子一双筷子，“吃吧吃吧，你也就能吃个饭了。”
谢兰生的长相英俊，笑容一直讨人喜欢：“我这不是还年轻么，马上就会有转机的。”
一边说话，一边伸手舀了一口稀饭，送进嘴里，感觉有点烫。
李井柔真恨这儿子，开口又是一串数落：“在家窝了大半年了。我跟你爸已经一年都不敢回老家去了，就怕亲戚问你儿子毕业以后在做什么……上班也得躲着人走。非要上什么北电，学什么导演，拍什么电影，这下子可真出息了，等着爸妈养一辈子吧。以后爸妈全都死了，你也跟着一起死好了。让你倔，让你不听话，你分能上科大的呀，我听说合肥那边全分配了！”
“好啦好啦，在北京多陪您五年，不挺好吗，多少爸妈羡慕您老呢。”谢兰生的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说过硬话，尤其是对父母。
谁都知道“考大学”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能上本科的不足3%，大专甚至中专文凭在外头都十分吃香，因此，大学毕业的谢兰生赋闲在家这件事儿叫李井柔夫妻二人从心理上无法接受，更不要说，他们儿子那个分数足够上比清华北大更加难考的科大了。
高中毕业时，谢兰生想上北电，想学导演，于是不顾家中反对一意孤行填了志愿。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去年因为一些原因北电导演的毕业生一个都没得到分配，全部留在学校里头，整日晃荡无所事事，这种状况已经持续大半年了。因为没事干，谢兰生才写出了几个剧本。
母亲念叨个把小时，谢兰生放下饭碗，说：“谁也没有想到不管分配……大家在等，马上分了，您别着急么。”
李井柔的怨念颇多：“你们北电就是事多。还搞什么二四制，差点儿连大学文凭都没有了。没听说过有这样儿的。”
谢兰生又笑：“这不是有大学文凭吗。好事多磨，好事多磨，啊？”
85年，北电导演系开始搞“二四制”。在第二年统一考试并淘汰掉二分之一，这一半人立即离校，只能拿到大专学历，剩下的那二分之一才能获得本科学位。谢兰生在考试那天莫名其妙发起高烧，在全班18人中排第9，差一点儿滑到后二分之一里，刺激得很。
李井柔说：“你吃完饭再去学校，问问有没有新消息。”
谢兰生一顿，点头道：“行。”
他抬眼，见电视上正巧出现柏林影帝莘野的脸。他注视着电视屏幕，深觉这是一个老天赏饭的人。今年才要大学毕业而且并非科班出身，却凭一个青涩青年的角色拿了华人在欧洲三大电影节的首个最佳男演员奖。
这个莘野生在美国长在美国，继父还是洛城的old money，经营酒店等等产业，本人似乎是念的harvard，学经济，周身气质是独一份。谢兰生在一份报纸上看到过他穿风衣走过街头的照片，简直拉风得过分了，引得一群北京老少驻足观看。
…………
吃过午饭，谢兰生回电影学院。电影学院在蓟门桥外西土城路，校园里有乌泱乌泱爱出洋相的文艺青年，他们抽烟喝酒、染发纹身，做不着边际的白日梦。
对于“分配”这个事儿，老师只说还没消息。
谢兰生弯腰躬身，态度谦虚而又恭顺：“谢谢老师，要有动静，麻烦您要通知我们。”
“那当然。”北电导演系的主任王先进打断谢兰生。他很喜欢这学生，问：“兰生，最近在干什么？”
谢兰生也老实答了：“嗯，向电影厂推销本子，不过全都没有通过。”
“是个什么故事？”
说起他的电影剧本，谢兰生十分认真：“是这样的，一个女人，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婚后6年先后生下三个女儿……”
谢兰生全讲完以后直接跳到他的困境：“我跑了长春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制片厂，还有八一制片厂，都不要。”他打算再去别的看看，比如西安电影制片厂。
王先进也跟着叹气：“那是自然的。”
“自然……吗？？？”
王先进说：“咱们国营的制片厂一般不会拍这个的。”
“……”谢兰生也知道困难，可总怀着一点希望，于是他问王先进说：“那怎么办？咱们只有国营的制片厂才能拍电影啊。”
“能怎么办，”王先进和蔼慈祥，“听说明年各制片厂主要扶持红色电影。你的能力没有问题，可以准备几个好本，再去试试。”
“红色电影……”谢兰生对王先进笑：“好的，谢谢老师。”
两人聊了好一阵子，谢兰生才告辞离开。
北京电影学校外面这条小路他很熟悉，有三株桃树，还有三棵石榴树。
石榴花正尽情怒放，今年在第一次抽枝。
谢兰生静立在树前。
自己没有人要，剧本也没有人要。
石榴花上落满北京刚刚才停了的雨水，本就明艳的花瓣更加明艳，捉人眼球。雨水像被吸住一般，牢牢扒着，一动不动。
谢兰生手抹过花瓣，雨水扑簌簌地掉下来。
他的眼神没有焦点，好像正在思考什么。
…………
在路口，谢兰生遇到了两个同班同学。
一个是张世杰，一个是王中敏。张世杰是一个胖子，王中敏则十分瘦弱。两人天天待在一起，是谢兰生的好朋友。他们两个也在学校晃悠足足九个月了，一开始总结伴看片，现在却是懒得去了，就谢兰生还在学校进进出出看内参片——电影学院有观摩课，星期二放外国电影星期三放中国电影，周边国企事业单位也会放映内部电影，他们学校美术系的学弟学妹会画影票，跟真票一模一样，他每回都能混进去。
“无业游民！”张世杰王中敏二人高声叫道，“老谢老谢！”
谢兰生：“哟，张胖子，还真巧了。”
张世杰王中敏：“又来打听毕业分配？”
“对，”谢兰生点头承认，“你们两个也是吗？”
“呵呵呵呵，都没信儿。”张世杰伸手揽住谢兰生一边肩膀，“走走走，喝酒去！”谢兰生性格好，人缘也好，谁都喜欢跟他喝酒。
谢兰生说：“行啊，我请，去吃爆肚！”
餐馆距离学校不远，破破烂烂埋埋汰汰，异常拥挤。塑料小凳摇摇晃晃，木头桌子油迹斑斑。
三人一边吃一边喝一边聊一边疯，期间自然聊到未来。
张世杰王中敏说：“我们想开广告公司，拍广告片儿。现在这个很吃香的，我们先出去挣够钱，再回来拍电影。你呢？要不要一起干？”
谢兰生摇摇头：“我还是想做电影。”在谢兰生看来，一个人若热爱电影就不应该离开电影。这是毕生的事业，他需要一直努力、进步，不能被打断，不能被耽搁，他没有时间先去挣钱。
“好吧，”张世杰王中敏问，“那这几个月在干什么？”
谢兰生一提到电影就会变得非常多话：“我在推销剧本，叫作《生根》，讲一个女人，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婚后6年先后生下三个女儿……这段时间跑了长影、上影、北影还有八一，都不要。”
张世杰王中敏：“哎哟我的兰生祖宗，这个东西拍不了的。”
“我真希望拍出来啊。”谢兰生灌一口啤酒，颈间喉结上下一滚，“想着万一有人要呢。”
“喏，你也知道，万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没人要吧？”
谢兰生不说话，打了一个酒嗝。
隔了半晌，他才说：“反正，一共就16家制片厂，都走一遍呗。”
“哈哈，随便，想试就试。”张世杰王中敏也是几口啤酒，“我看你啊，是不到黄河心不死！”
“到了黄河也不想死。”瓶子里的最后一滴滚入咽喉，又苦又涩，谢兰生“哐”一声把它撂在桌上，用瓶子底吱嘎吱嘎地磨坚硬的玻璃板，好像那是坚不可摧的一道屏障，“无论如何都想拍了。”他的故事，他的人物，他的画面，他想拍出来。那些事、那些人，无数次地在脑海中徜徉、飞翔，鲜活鲜活的生命力呼之欲出。
只要想想血便沸腾。
“……朋友，你怎么拍。”
在过去的40几年拍电影都需要厂标。拥有厂标才意味着拥有摄制电影的权利，而厂标，只属于16家国营电影制片厂。其中北影上影长影八一四家早已分地而治，珠江、广西、潇湘等等规模较小。
也就是说，没有任何民营企业、私营企业、个体可以摄制电影。
谢兰生想想，压低声音，问张世杰和王中敏：“哎，你们知道……摄影班的孙凤毛么？”
张世杰和王中敏道：“好像听过。”
“据说他在自己拍呢。没工作，也闲出毛了。”
“啊？？？”
谢兰生又继续解释：“自筹资金，自寻设备……我在琢磨，实在不行，我也可以——”
“谢！兰！生！”张世杰王中敏简直又惊又怒，“你疯！球！了！！！”
“……”
张世杰用粗胖手指哐哐哐哐地戳桌面上的那块大玻璃板：“你发癫了！这叫地！下！电！影！！！没有厂标！！！孙凤毛有病，你也有病？！”
谢兰生也震了一下。
地下电影，好可怕的四个字啊。
然而，也不知是鲜红鲜红正在怒放的石榴花给刺激的，还是刚刚又苦又涩喝着劣质的酒精给刺激的，抑或二者都有，谢兰生的倔劲上来，故意拧歪着，眨眨单眼，抖机灵，说，“地下就地下呗。我拍出来，谁能知道？”
他挺崇拜孙凤毛的。
大排档里，录音机又在播放美国乡村的音乐了。建交以后，因为苏联这个“共同敌人”中美两国蜜里调油，大家可以听到这些新鲜的歌儿了。
谢兰生很清楚，“自己拍片”已超越了1990年的自由，然而，在这中西文化初碰撞的懵懂年月，孙凤毛的这种背叛，让谢兰生感到心惊肉跳却又心驰神往。
王中敏也呆呆地看：“你疯球了……你真的疯球了……”
“……”真的是喝高了，说话做事十分随性。谢兰生用右手反手握住啤酒细长的瓶颈，抄起来，一个用力，“哐”地一声将它砸碎在地面上。刹那之间玻璃崩溅，那一片一片小小的、薄薄的、在阳光下绿莹莹的、并且有点儿剔透的碎片好像玉石一般。
他砸了瓶子，此时也是微微一愣。他两只手按着膝盖，看着面前满地狼藉，还是说了刚想说的：“我不管，我就拍。嘿，非拍！”
别说，这动作还挺有电影感。
张世杰王中敏：“……”他们知道谢兰生是真的有点在发疯了。
谢兰生借着酒劲，越想越对。
这是他的个人情感。
总有一些东西值得承担风险甚至付出一切。
那边，张世杰王中敏还在苦苦劝说，模仿译制片腔，试图缓和气氛：“嗨，我的老伙计，咱们老师说，这两个月就能分配制片厂了，到时就有工作，不用这么作死，啊？乖。”
谢兰生没说话。
对有些人来说，摄制电影只是一个养家糊口的差事。
但对另一些人来说，并非如此。
他想讲故事，不是为了养家糊口，而是为了被打动时从眼角处悄然落下的那滴泪。
1990年初春，北京。
风有点儿大，街头巷尾一辆辆的“永久”“凤凰”匆匆而过。女人们用纱巾包头，都看不出本来面目。
谢兰生的长腿一迈，从“二八”车上面下来。他把横梁架在肩上，而后一路扛上四层，微微喘气，掏出钥匙打开家门，又把车子推进屋内。
母亲李井柔刚把菜盛进盘子，在厨房喊：“去哪儿了？！才逛回来！”
谢兰生并不想说他去卖剧本了，道：“随便转转，透个气儿。”刚才，他又跑到某制片厂厚着脸皮自荐剧本，然而还是一关都过不了。
“一天到晚没个正事……”李井柔又开始唠叨。她砰砰地把两盘菜撂在桌上，递给儿子一双筷子，“吃吧吃吧，你也就能吃个饭了。”
谢兰生的长相英俊，笑容一直讨人喜欢：“我这不是还年轻么，马上就会有转机的。”
一边说话，一边伸手舀了一口稀饭，送进嘴里，感觉有点烫。
李井柔真恨这儿子，开口又是一串数落：“在家窝了大半年了。我跟你爸已经一年都不敢回老家去了，就怕亲戚问你儿子毕业以后在做什么……上班也得躲着人走。非要上什么北电，学什么导演，拍什么电影，这下子可真出息了，等着爸妈养一辈子吧。以后爸妈全都死了，你也跟着一起死好了。让你倔，让你不听话，你分能上科大的呀，我听说合肥那边全分配了！”
“好啦好啦，在北京多陪您五年，不挺好吗，多少爸妈羡慕您老呢。”谢兰生的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说过硬话，尤其是对父母。
谁都知道“考大学”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能上本科的不足3%，大专甚至中专文凭在外头都十分吃香，因此，大学毕业的谢兰生赋闲在家这件事儿叫李井柔夫妻二人从心理上无法接受，更不要说，他们儿子那个分数足够上比清华北大更加难考的科大了。
高中毕业时，谢兰生想上北电，想学导演，于是不顾家中反对一意孤行填了志愿。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去年因为一些原因北电导演的毕业生一个都没得到分配，全部留在学校里头，整日晃荡无所事事，这种状况已经持续大半年了。因为没事干，谢兰生才写出了几个剧本。
母亲念叨个把小时，谢兰生放下饭碗，说：“谁也没有想到不管分配……大家在等，马上分了，您别着急么。”
李井柔的怨念颇多：“你们北电就是事多。还搞什么二四制，差点儿连大学文凭都没有了。没听说过有这样儿的。”
谢兰生又笑：“这不是有大学文凭吗。好事多磨，好事多磨，啊？”
85年，北电导演系开始搞“二四制”。在第二年统一考试并淘汰掉二分之一，这一半人立即离校，只能拿到大专学历，剩下的那二分之一才能获得本科学位。谢兰生在考试那天莫名其妙发起高烧，在全班18人中排第9，差一点儿滑到后二分之一里，刺激得很。
李井柔说：“你吃完饭再去学校，问问有没有新消息。”
谢兰生一顿，点头道：“行。”
他抬眼，见电视上正巧出现柏林影帝莘野的脸。他注视着电视屏幕，深觉这是一个老天赏饭的人。今年才要大学毕业而且并非科班出身，却凭一个青涩青年的角色拿了华人在欧洲三大电影节的首个最佳男演员奖。
这个莘野生在美国长在美国，继父还是洛城的old money，经营酒店等等产业，本人似乎是念的harvard，学经济，周身气质是独一份。谢兰生在一份报纸上看到过他穿风衣走过街头的照片，简直拉风得过分了，引得一群北京老少驻足观看。
…………
吃过午饭，谢兰生回电影学院。电影学院在蓟门桥外西土城路，校园里有乌泱乌泱爱出洋相的文艺青年，他们抽烟喝酒、染发纹身，做不着边际的白日梦。
对于“分配”这个事儿，老师只说还没消息。
谢兰生弯腰躬身，态度谦虚而又恭顺：“谢谢老师，要有动静，麻烦您要通知我们。”
“那当然。”北电导演系的主任王先进打断谢兰生。他很喜欢这学生，问：“兰生，最近在干什么？”
谢兰生也老实答了：“嗯，向电影厂推销本子，不过全都没有通过。”
“是个什么故事？”
说起他的电影剧本，谢兰生十分认真：“是这样的，一个女人，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婚后6年先后生下三个女儿……”
谢兰生全讲完以后直接跳到他的困境：“我跑了长春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制片厂，还有八一制片厂，都不要。”他打算再去别的看看，比如西安电影制片厂。
王先进也跟着叹气：“那是自然的。”
“自然……吗？？？”
王先进说：“咱们国营的制片厂一般不会拍这个的。”
“……”谢兰生也知道困难，可总怀着一点希望，于是他问王先进说：“那怎么办？咱们只有国营的制片厂才能拍电影啊。”
“能怎么办，”王先进和蔼慈祥，“听说明年各制片厂主要扶持红色电影。你的能力没有问题，可以准备几个好本，再去试试。”
“红色电影……”谢兰生对王先进笑：“好的，谢谢老师。”
两人聊了好一阵子，谢兰生才告辞离开。
北京电影学校外面这条小路他很熟悉，有三株桃树，还有三棵石榴树。
石榴花正尽情怒放，今年在第一次抽枝。
谢兰生静立在树前。
自己没有人要，剧本也没有人要。
石榴花上落满北京刚刚才停了的雨水，本就明艳的花瓣更加明艳，捉人眼球。雨水像被吸住一般，牢牢扒着，一动不动。
谢兰生手抹过花瓣，雨水扑簌簌地掉下来。
他的眼神没有焦点，好像正在思考什么。
…………
在路口，谢兰生遇到了两个同班同学。
一个是张世杰，一个是王中敏。张世杰是一个胖子，王中敏则十分瘦弱。两人天天待在一起，是谢兰生的好朋友。他们两个也在学校晃悠足足九个月了，一开始总结伴看片，现在却是懒得去了，就谢兰生还在学校进进出出看内参片——电影学院有观摩课，星期二放外国电影星期三放中国电影，周边国企事业单位也会放映内部电影，他们学校美术系的学弟学妹会画影票，跟真票一模一样，他每回都能混进去。
“无业游民！”张世杰王中敏二人高声叫道，“老谢老谢！”
谢兰生：“哟，张胖子，还真巧了。”
张世杰王中敏：“又来打听毕业分配？”
“对，”谢兰生点头承认，“你们两个也是吗？”
“呵呵呵呵，都没信儿。”张世杰伸手揽住谢兰生一边肩膀，“走走走，喝酒去！”谢兰生性格好，人缘也好，谁都喜欢跟他喝酒。
谢兰生说：“行啊，我请，去吃爆肚！”
餐馆距离学校不远，破破烂烂埋埋汰汰，异常拥挤。塑料小凳摇摇晃晃，木头桌子油迹斑斑。
三人一边吃一边喝一边聊一边疯，期间自然聊到未来。
张世杰王中敏说：“我们想开广告公司，拍广告片儿。现在这个很吃香的，我们先出去挣够钱，再回来拍电影。你呢？要不要一起干？”
谢兰生摇摇头：“我还是想做电影。”在谢兰生看来，一个人若热爱电影就不应该离开电影。这是毕生的事业，他需要一直努力、进步，不能被打断，不能被耽搁，他没有时间先去挣钱。
“好吧，”张世杰王中敏问，“那这几个月在干什么？”
谢兰生一提到电影就会变得非常多话：“我在推销剧本，叫作《生根》，讲一个女人，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婚后6年先后生下三个女儿……这段时间跑了长影、上影、北影还有八一，都不要。”
张世杰王中敏：“哎哟我的兰生祖宗，这个东西拍不了的。”
“我真希望拍出来啊。”谢兰生灌一口啤酒，颈间喉结上下一滚，“想着万一有人要呢。”
“喏，你也知道，万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没人要吧？”
谢兰生不说话，打了一个酒嗝。
隔了半晌，他才说：“反正，一共就16家制片厂，都走一遍呗。”
“哈哈，随便，想试就试。”张世杰王中敏也是几口啤酒，“我看你啊，是不到黄河心不死！”
“到了黄河也不想死。”瓶子里的最后一滴滚入咽喉，又苦又涩，谢兰生“哐”一声把它撂在桌上，用瓶子底吱嘎吱嘎地磨坚硬的玻璃板，好像那是坚不可摧的一道屏障，“无论如何都想拍了。”他的故事，他的人物，他的画面，他想拍出来。那些事、那些人，无数次地在脑海中徜徉、飞翔，鲜活鲜活的生命力呼之欲出。
只要想想血便沸腾。
“……朋友，你怎么拍。”
在过去的40几年拍电影都需要厂标。拥有厂标才意味着拥有摄制电影的权利，而厂标，只属于16家国营电影制片厂。其中北影上影长影八一四家早已分地而治，珠江、广西、潇湘等等规模较小。
也就是说，没有任何民营企业、私营企业、个体可以摄制电影。
谢兰生想想，压低声音，问张世杰和王中敏：“哎，你们知道……摄影班的孙凤毛么？”
张世杰和王中敏道：“好像听过。”
“据说他在自己拍呢。没工作，也闲出毛了。”
“啊？？？”
谢兰生又继续解释：“自筹资金，自寻设备……我在琢磨，实在不行，我也可以——”
“谢！兰！生！”张世杰王中敏简直又惊又怒，“你疯！球！了！！！”
“……”
张世杰用粗胖手指哐哐哐哐地戳桌面上的那块大玻璃板：“你发癫了！这叫地！下！电！影！！！没有厂标！！！孙凤毛有病，你也有病？！”
谢兰生也震了一下。
地下电影，好可怕的四个字啊。
然而，也不知是鲜红鲜红正在怒放的石榴花给刺激的，还是刚刚又苦又涩喝着劣质的酒精给刺激的，抑或二者都有，谢兰生的倔劲上来，故意拧歪着，眨眨单眼，抖机灵，说，“地下就地下呗。我拍出来，谁能知道？”
他挺崇拜孙凤毛的。
大排档里，录音机又在播放美国乡村的音乐了。建交以后，因为苏联这个“共同敌人”中美两国蜜里调油，大家可以听到这些新鲜的歌儿了。
谢兰生很清楚，“自己拍片”已超越了1990年的自由，然而，在这中西文化初碰撞的懵懂年月，孙凤毛的这种背叛，让谢兰生感到心惊肉跳却又心驰神往。
王中敏也呆呆地看：“你疯球了……你真的疯球了……”
“……”真的是喝高了，说话做事十分随性。谢兰生用右手反手握住啤酒细长的瓶颈，抄起来，一个用力，“哐”地一声将它砸碎在地面上。刹那之间玻璃崩溅，那一片一片小小的、薄薄的、在阳光下绿莹莹的、并且有点儿剔透的碎片好像玉石一般。
他砸了瓶子，此时也是微微一愣。他两只手按着膝盖，看着面前满地狼藉，还是说了刚想说的：“我不管，我就拍。嘿，非拍！”
别说，这动作还挺有电影感。
张世杰王中敏：“……”他们知道谢兰生是真的有点在发疯了。
谢兰生借着酒劲，越想越对。
这是他的个人情感。
总有一些东西值得承担风险甚至付出一切。
那边，张世杰王中敏还在苦苦劝说，模仿译制片腔，试图缓和气氛：“嗨，我的老伙计，咱们老师说，这两个月就能分配制片厂了，到时就有工作，不用这么作死，啊？乖。”
谢兰生没说话。
对有些人来说，摄制电影只是一个养家糊口的差事。
但对另一些人来说，并非如此。
他想讲故事，不是为了养家糊口，而是为了被打动时从眼角处悄然落下的那滴泪。